苏应衡(1916-1998)广东佛山市人。1940年北京燕京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成都华西医学院，1944年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以后又获得美国纽约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重庆原中央医院外科、上海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外科工作。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医疗队，1952年来山东后曾任山东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省立医院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等职。

　　苏应衡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85年5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委，山东省农工民主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名誉主委等职务，还兼任全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名誉主编，山东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华医学会山东胸心外科学会名誉主任，山东省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他的著作《胸部外科手术学》、《胸腔外科学》、《实用结核病治疗学》、《心外科手术技巧》及60余篇论文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及基层医院胸心外科的医、教、研提供了参考，曾荣获多项荣誉和奖励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中国胸外科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南有石美鑫，北有苏应衡”，他们都是已故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胸外科专家黄家驷的得意门生。

　　作为山东省胸外科的创始人，苏应衡在胸外科方面的“山东第一”是不胜枚举的。

　　上世纪50年代，他出席中华医学会会议，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苏应衡一辈子都在工作，直到去世前还在带研究生。

山东胸外科的创始人

　　苏应衡1916年生于广东省佛山市，1940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成都华西医学院，1914年毕业后获医学学士学位。以后又获得美国纽约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

　　自1944年起，苏应衡先后在重庆原中央医院外科、上海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外科工作。新中国成立时，苏应衡正三十出头，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学有专长。他怀着献身祖国医学事业的满腔热忱，投身新中国建设。

　　作为胸外科主治医师，苏应衡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报名参加了著名外科专家沈克非率领的抗美援朝医疗队，奔赴朝鲜战场。他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大量伤病员。

　　1952年，刚从朝鲜战场回到上海的苏应衡又服从党的召唤，携儿带妻来到山东医学院、山东省立医院任教任职，开始了胸外科手术。

　　在上世纪50年代，肺病曾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他大胆地在省内做了第一例肺切除术，随后又治疗了大批患有严重肺结核的复员军人。还在省内率先施行了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和在当时居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术。

　　1956年，苏应衡参加中华医学会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当时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二百例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学术报告，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的谆谆教诲给了他攀登医学高峰、战胜逆境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心脏手术对于中国的外科医生来说还是一个禁区。苏应衡首先在山东开展了“二尖瓣分离术”，用于治疗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等疾病。

　　60年代，他成功地施行了山东省第一例在低温麻醉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1978年参加山东省科技大会后不久，苏应衡又成功地施行了我省首例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此后，在外国专家的协助下，1982年他又施行了我国首例乳内动脉-冠状动脉搭桥术，为我国胸心外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坚韧不拔，矢志不渝

　　正像通往医学高峰的道路崎岖不平一样，生活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57年，苏应衡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被打成“右派”，但他没有绝望，仍然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胸外科的研究。

　　在女儿苏启燕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十分模糊的。“他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管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深更半夜总是有人在窗户外面喊‘苏大夫’，父亲就立刻穿好衣服出去。”

　　50年代后期，为了研究治疗心脏病，苏应衡开始做艰苦的低温动物实验。寒冬腊月，他带领全科的医护人员借了一间四处透风的简陋食堂，生起火炉，给动物做手术。酒精泡液把他两手浸得几乎失去知觉，他却一连几天坚持实验。

　　由于当时设备条件非常差，他们参考了大量国外文献，立足于国内条件，自制了许多关键设备，土法上马。为保证实验成功，手术后，苏应衡和其他年轻医生一起，夜以继日地守侯在动物实验室。

　　尽管置身逆境，苏应衡却毫不顾及个人得失，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丝不苟地履行医生的职责。

　　有一位法鲁氏三联症的病人，全身紫绀，病情严重，给这个病人动手术要冒极大风险。老伴怕出事，不让他上手术台，他劝老伴说：“我是医生，哪能因为个人利害不顾病人死活?”最终，苏应衡成功为这个病人做了手术。

　　有一次，一位农村来的病人做完手术后不习惯喝牛奶，他听说后，回到家里亲自给病人做好豆汁，又煎了两个荷包蛋，凌晨三点亲自送到病房，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病人吃，感动得病人热泪盈眶。

　　虽然带着不公正的政治帽子，可在患者眼里，苏应衡仍然是医院里最可信赖的大夫之一。每遇到疑难病症和重大手术，院里都把他推到最前线，他是医院扛大梁的人!

　　1961年，戴在苏应衡头上的政治帽子被摘掉了，他的干劲更大了。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在多次动物实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做成了体外循环直视手术。数年间就成功完成33例手术。

　　文革期间，苏应衡仍不分昼夜地看病、做手术，还抽空给学生讲授医学基础理论，传授丰富的临床操作经验，并帮助驻地部队和附近的地、县医院开展胸外科手术，培训了一批胸外科医师。

　　光阴荏苒，年富力强的苏应衡渐渐变成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和胸外科全体人员，除了积极完成院内医疗、教学、科研任务外，还为几十个国家的外宾演示手术过程。苏应衡最快用过几十分钟成功做完一个心脏手术，让前苏联专家感到震惊!

　　一些重大手术他都亲自上阵，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70多岁时，苏应衡还给一位食道癌患者做过手术，有人问他，“苏老，您都70多岁了，做这么大的手术身体吃得消吗?”他却爽朗地回答：“这些病人患的都是绝症，不动手术连命都没了。我身体很好，做做手术没问题!”

科研结硕果，桃李满天下

　　苏应衡不仅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手术超群，还十分重视医学教学事业的发展，认真培养医学事业的接班人。

　　他讲课特别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他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临床经验，不但教书，更注重培养接班人，以自己良好的医德医风对年轻医生进行熏陶。在培养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时更为精心，常把研究生叫到自己家里亲自辅导，帮助修改论文和译文，用精湛的医学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高级医师。他的学生现在都已经成为各级医院的业务骨干。

　　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苏应衡勤于著述，笔耕不辍。由于在大学期间过硬的英语基础，早在1952年，他就翻译出版了我国首部《胸腔外科学》，对刚刚起步的我国胸心外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著名的国内胸心外科专家在其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从此书中受益良多。

　　苏应衡主编的《胸部外科手术学》在1981年出版，《心脏外科手术技巧》于1992年出版，均成为当时从事胸外科医师案头必备的重要参考书。

　　1996年，苏应衡和学生郭兰敏主编的《实用胸部外科手术学》是当时本专业国内第一部大型参考书。

　　苏应衡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为胸心外科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他在科研方面也是硕果累累，曾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

　　由于他在科学研究、医疗工作方面的成就，苏应衡担任了中华医学会山东胸心外科学会名誉主任，《当代外科杂志》名誉主编，山东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全国抗癌学会常务理事及山东省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苏应衡的老伴说，“他这一辈子可真不容易，除了工作也没有其他爱好，一辈子都在工作，礼拜天也去医院查房。1998年那年，他从生病到去世，一共才6个月，直到去世前还在带研究生。”

　　“他工作特别认真，而且爱发脾气，学生们都怕他，但他真教东西，所以学生们都跟他关系很好。”

　　“他一般早上8点上班，经常一做手术就忙到下午1、2点。晚上下了班，吃完饭就开始写书。说真的，他太累了。”

参政议政，为国献计献策

　　1977年至1983年，苏应衡任第四届山东省政协委员;1983年至1988年，任第五届山东省政协常委;1988年至1993年，任第六届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委，山东省委员会主委;1997年7月后，任农工民主党山东省委员会名誉主委。

　　苏应衡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积极地参政议政。1987年成立农工党山东省工委时，他积极与同志们一道，在农工党中央和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下，先后参与组建了烟台、淄博、青岛、枣庄等农工党市委会，于1988年成立农工党省委会。

　　他带领同志们积极地参政议政。1989年3月，苏应衡在山东省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根据调查情况大声呼吁，要重视基层医院的建设，提出治理整顿要讲究宏观控制。他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健康报》在头版发表他的意见。

　　每次出席全国和山东省政协会议前，他都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精心准备提案，他说：“我要为人民说话，为国家献计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余年不多了，更得尽心尽力。”

　　苏应衡先后提出了“纠正计划生育中不正之风”、“改革公费医疗问题”、“改善医德医风问题”、“努力实行基础教育问题”等提案。

　　他还积极参加政协的视察工作。1990年5月，以他为主组织了一部分人到青岛海洋大学、青岛医学院、青岛纺织学院考察，向省委、省政府就青年教师的培养问题做了专题汇报，得到省领导的重视。

恩师已逝，风范长存

　　省立医院心外科李德才教授是苏应衡的第四个博士生，当初他参加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苏应衡是答辩委员会主席，李德才被苏应衡的谈吐和风度深深折服。1993年考博士时，他就毅然选择考取了苏应衡的博士生，“因为苏教授的名气最大嘛!”

　　苏应衡留给李德才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流利的外语，“每次查房我都要向他汇报病人的病历和病情，其他的导师一般都用中文，但苏教授每次都严格要求我们用英文跟他对话。”

　　上学时，李德才虽然公共英语水平不错，但几乎是“哑巴英语”，跟苏应衡对话时，用的差不多都是平时不常用、又拗口的专业英语。在苏应衡的严格要求下，没有人可以偷懒。李德才每天都报着厚厚的英文专业书，硬着头皮读。三年博士读下来，他的专业英语水平突飞猛进。2001年去美国进修时，李德才感到学习起来非常轻松，这全都得益于跟随苏应衡教授的学习。

　　“苏教授很能做学问，他晚年时忙于政协的工作，我以为他已经没有时间看专业书了，但每次去他家时，总能看到苏教授在写字台前读书。他跟孙子讲话仍坚持用外语。”

　　“苏教授一辈子写了很多书，他写书不是为了晋升评职称，而是纯粹为了实用，他是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留下来，让更多的人受益。”

　　对于自己的恩师，李德才像苏应衡的大多数学生一样，“又敬又怕”。“有时候都上手术台了，苏教授还一脸严肃地站在旁边，稍微哪里有做的不规范的地方，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让人不知所措。”不过，现在李德才每次做手术时都会感谢老师对他的严格要求，“教授的严谨让我的每一次手术，每一个动作都很规范。”

　　谈到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李德才说，“苏教授不管对什么样的病人，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对病人的这种态度影响我的一生。”

　　李德才清楚地记得，90年代初时，苏应衡还经常亲自在家里做好饭给困难病人送去。“他每次给病人做完检查，都不会忘记把病人掀起的衣服轻轻盖好。”“他也从来不收病人的红包。”

　　在苏应衡的影响下，山东省立医院心外科不管是器械设备，还是用药规范方面，都保持着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给病人退的红包他们科也是最多的。

　　苏应衡虽然已去世多年，他的一言一行，他对待工作、待人处世的每一个细节，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这种影响将会长久地持续。